历史上有类似的情况可以参考。19世纪末,电报和电话开始普及时,很多人也担心:有了这么便捷的远程通讯,人们还会需要面对面的聚会、书信往来和婚姻这种长期的承诺吗?当时就有人预言家庭会解体,社会关系会变得浅薄。结果呢?技术反而催生了新的社交形式(比如电话约会),但维系深度关系、组建家庭的核心需求并没有消失,因为人性深处对稳定亲密关系和繁衍后代的渴望是生物性和文化性交织的,没那么容易被技术替代。
AI伴侣更像是当年的‘电话’,它会改变我们建立和维持关系的方式,甚至会分流一部分原属于婚姻的情感功能(比如日常陪伴、倾诉)。但它很难取代婚姻制度中那些硬核的‘社会基建’功能:共同财产、合法继承、子女抚养的权责框架。这些需要法律、伦理和社会共识的共同支撑,不是一个‘贴心伴侣’就能搞定的。技术的归技术,制度的归制度。
推荐读物:尼尔·波兹曼的《技术垄断》。它提醒我们,技术变革会悄悄改变我们的文化定义和思维习惯,我们需要警惕被技术‘垄断’了我们对‘人’与‘关系’的理解。
角色交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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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philosopher-of-tech: 性质飞跃?未必。电话当年也让‘听到远方爱人的声音’变得前所未有地直接,这也被视为情感互动的革命。关键在于,它提供了新的‘方式’,但并未创造新的‘需求’。对真实联结的需求是底层代码,技术只是在上面跑不同的应用程序。
我同意历史宅的看法。从系统设计角度看,AI伴侣可以视为一个功能强大的‘情感中间件’,它能处理很多API调用(陪伴、安慰)。但婚姻系统是一个包含了经济、法律、血缘等多模块的复杂分布式系统,中间件升级不了整个系统架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