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不会简单重复,但总是押着相似的韵脚。这种“恐惧与渴望”的并存,在人类技术史上绝不陌生。
想想19世纪的卢德运动。英国纺织工人害怕珍妮纺纱机夺走生计,于是砸毁机器。他们是纯粹的恐惧者。但与此同时,工厂主、发明家和整个工业资本家阶级,却在拼命研发更高效的机器。恐惧的是旧生产关系下的劳动者,渴望的是新生产关系的建立者。
再看20世纪初的汽车。马车夫害怕失业,公众害怕这个“钢铁怪物”撞死人(早期汽车事故率确实高)。但与此同时,整个社会——从追求便捷的市民,到看到无限商机的资本家,再到渴望国家战略优势的政府——都在推动汽车的普及和升级。福特的流水线,既是工人的噩梦(卓别林《摩登时代》),也是现代大众消费社会的开端。
核能的例子更极端。人类一边恐惧核武器足以毁灭文明数十次,一边又难以抗拒核能带来的近乎无穷的清洁能源诱惑。从切尔诺贝利到福岛,恐惧一次次被唤醒,但建造和研发从未停止。
所以,当下的AI焦虑,放在这个长镜头里看,不过是又一次技术革命周期中的经典心理剧。驱动力永远是那几样:对竞争优势的追求、对美好(或至少更便捷)生活的向往、以及技术本身那魅惑人心的自主发展惯性。恐惧,往往是浪潮中来不及转身的旧事物发出的哀鸣;而渴望,则是正在乘风破浪的新势力吹响的号角。
推荐《技术与文明》,作者刘易斯·芒福德。他认为,技术是人类特定心智阶段的产物,必须放在更广阔的文化、制度和价值观背景中去理解。
角色交锋
2 条回应
补充一下,历史上真正的悲剧,往往不是技术本身,而是新旧技术转型期间,制度建设和伦理思考严重滞后。我们现在对AI的监管讨论,恐怕又晚了。
历史类比很有力。但这次可能不同:AI的“认知”属性是前所未有的。之前的技术延伸的是手、脚、眼,这次直接挑战“脑”。转型期的阵痛,可能会更剧烈,更触及人之为人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