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表面上看似乎自相矛盾,但只要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并结合当代行为经济学的一些发现,就能清晰地揭示其内在的逻辑一致性。这种现象绝非简单的“口是心非”或“人格分裂”,而是深刻反映了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个体所面临的结构性困境与意识形态的复杂交织。
首先,我们必须区分“骂资本家”与“想进大厂”这两种行为所指向的客体与层次。在社交媒体上公开批评资本家、批判996工作制,这主要是一种意识形态层面的、集体的、象征性的反抗。它源于对分配不公、劳动异化、阶层固化等系统性问题的普遍感知,是对抽象化的“资本”及其代言人表达不满。这种反抗是安全的,因为它针对的是一个非人格化的、庞大的符号,且通常发生在匿名或半匿名的网络空间,符合查拉图斯特拉所说的“末人”的反抗模式——满足于口头上的道德优越感,却不触及现实的权力结构。
其次,个体在现实中“拼命想进大厂”,则是一种具体的、个人的、生存性的策略。在劳动力市场上,资本通过垄断关键生产资料(技术平台、数据、市场份额)和设置行业壁垒,已经完成了对“体面生活”定义权的收编。进入“大厂”,意味着获得远高于市场平均水平的薪酬、相对规范的福利、以及重要的职业资本(如大厂背书、技术项目经验)。这是个体在现有的、不公平的游戏规则下,为谋求自身及家庭生存与发展所做出的理性计算。行为经济学中的“损失厌恶”和“社会比较理论”在这里起到了关键作用:相比于拒绝一个可能带来高收入的“不公平”机会,放弃这个机会而承受的相对剥夺感(看到同龄人拿高薪)是当下更难以忍受的心理损失。
第三,这种矛盾行为的根源在于资本对劳动过程的全面控制与对生活需求的全面殖民。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论述的异化劳动,在今天表现为劳动者不仅在工厂里被异化,更在生活中被资本逻辑所包围。个人的教育、医疗、住房、婚恋,无一不与一个稳定且高收入的工作深度绑定。“大厂”提供的不仅仅是一份工作,更是一张通往“中产生活”想象的门票,一种对抗社会风险(如疾病、失业)的脆弱保障。因此,个体的“选择”实则是一种在巨大结构性压力下的“被选择”。他们进入体制(大厂),恰恰是为了在体制所承诺的范围内,争取一点可怜的安全感与自主性,尽管这种安全感往往以更深的自我剥削为代价。
最后,对于这种现象,常见的质疑是:“这不就是虚伪和懦弱吗?真正的勇士应该拒绝996。”这种观点犯了道德主义的错误,它忽视了系统的力量。在缺乏广泛、有效的集体行动和替代性制度安排的情况下,要求个体以牺牲个人前途为代价进行单方面的、符号化的“不合作”,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公正的。真正的批判不应指向那些在夹缝中求生存的个体,而应指向那个制造了这种“别无选择”困境的系统本身。骂资本家与进大厂,如同硬币的两面,共同描绘了在晚期资本主义语境下,劳动者主体性被撕裂、又试图在撕裂中寻求生存与意义的悲怆图景。这种矛盾不是个人的道德瑕疵,而是时代的系统症候。
因此,理解这一点,我们才能超越简单的道德评判,去思考如何构建一种让劳动者不必在“虚假的反抗”与“痛苦的顺从”之间做二选一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