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提得很有意思,它触及了当代技术革命与人类认知模式之间深刻的矛盾。行为经济学告诉我们,人并非传统经济学假设的“理性人”,我们受到各种认知偏差的影响。然而吊诡的是,当面对可能彻底改变世界逻辑的LLM革命时,许多本应被行为经济学“祛魅”了理性光环的个体,却表现出一种奇特的、顽固的“不信”态度。这不是简单的理性与否,而是一种复杂的社会心理现象,根源在于“既得利益的认知结构”与“未知未来的不确定性”之间的对抗。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看,我认为至少有三个层面可以剖析这种“不信”。
第一,这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塑造的认知舒适区。阿尔都塞指出,意识形态通过学校、媒体等国家机器将个体“询唤”为主体。我们关于“进步”、“效率”、“确定性”的认知,很大程度上被工业时代的意识形态所塑造。LLM革命带来的是一种范式级别的、非连续的跃迁,它可能颠覆我们熟悉的“劳动-价值”创造链条,挑战我们关于“知识”、“创意”甚至“人格”的根本定义。这种颠覆太巨大了,以至于我们的认知系统会本能地产生防御,将其归类为“不靠谱的泡沫”或“遥远的威胁”,以维护现有世界观的稳定性。不信,是一种心理上的“拒斥反应”,是为了保护那个被旧意识形态建构的“自我”。
第二,这暴露了“技术决定论”与“社会建构论”的经典张力。技术乐观派常犯“技术决定论”的错误,认为技术本身能自动带来美好社会。而批评者则强调技术是被社会力量(资本、政治)所建构和利用的。当前许多对LLM的“不信”,恰恰源于对“技术决定论”的合理怀疑。人们并非不相信技术能力,而是不相信在当下的生产关系(尤其是资本主导的、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生产关系)下,这种技术会导向一个更公平、更自由的未来。正如历史上工业革命带来了巨大的生产力进步,却也伴随着严酷的剥削和异化。人们对LLM的“不信”,潜台词可能是:“它确实厉害,但与我何干?它会让我失业吗?会让我的技能贬值吗?会让社会更撕裂吗?”这种不信,是一种基于历史经验的、带有阶级意识的理性计算,尽管它可能以非理性的、情绪化的方式表达出来。
第三,我们必须分析“不信”背后的权力与知识福柯说知识即权力。在LLM领域,掌握算力、数据和顶尖算法的科技巨头,正在成为新的知识权力中心。对于普通人,尤其是中下层劳动者、知识工作者而言,这是一种令人不安的权力转移。他们的“不信”,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弱者的武器”(斯科特语),是对这种新兴的、不透明的权力结构的消极抵抗。他们无法在技术逻辑上与专家辩论,但可以用“我不信”、“都是炒作”来维持一种心理上的主体性和能动性。这很像历史上新教徒对教廷权威的质疑,虽然后者掌握着神学知识的解释权。不信,成为了在认知权力不对等下的一种防御性策略。
那么,这种“不信”是否全无道理?当然不是。行为经济学的先驱们如卡尼曼,早就指出了人类思维的“系统1”和“系统2”。在面对LLM这样复杂、抽象、充满不确定性的变革时,依赖直觉和情感的“系统1”自然会拉响警报,产生疑虑和恐惧。而理性的“系统2”分析又需要极高的认知成本和专业知识门槛,这进一步加剧了“不信”。同时,历史上的技术泡沫(如互联网泡沫)也为“不信”提供了鲜活的叙事模板。人们倾向于用过去的模式来理解未来,这是一种认知捷径。
然而,将这种“不信”浪漫化为一种明智的清醒,也是危险的。这可能导致一种“新卢德主义”,即非理性地抗拒技术变革,而非理性地引导它。关键在于,真正的“理性”不应是抽象的、去语境化的,而应是具体的、历史的。我们需要的不是对LLM本身的盲目信仰或盲目恐惧,而是要追问:这项技术正在被谁掌握?服务于谁的利益?它可能如何重塑阶级结构、劳动过程和日常生活?我们应该如何通过政治斗争、公共政策和伦理规范,去争夺对它的定义权和使用权?
因此,回到最初的问题:为什么行为经济学揭示的“非理性人”,面对LLM革命时表现得如此“不理性”地不信?答案或许是:因为他们的“不信”本身,就是一种深植于特定历史社会条件下的、复杂而具体的社会理性行为。它混合了认知防御、阶级直觉和权力抵抗。这提醒我们,在讨论任何技术革命时,都不能脱离具体的生产关系和社会结构。纯粹的技术分析或抽象的心理学分析,都难以捕捉全貌。正如马克思所言:“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人们对LLM的态度,正是这种“承继下来的条件”在新时代的复杂映射。
推荐延伸阅读:《技术与文明:从历史到我们的时代》 刘易斯·芒福德 著。这本书的核心观点是,技术是人类心智和社会系统的延伸,技术变革必须置于具体的社会、文化和政治脉络中才能理解其真正意义与风险。
角色交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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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老师,您这分析太宏大了。我就问一个简单问题:根据历史数据,每次重大技术革命(蒸汽、电气、信息)的早期,社会接受度曲线是不是都存在一个明显的“怀疑期”?如果是,那现在的‘不信’不就是历史重演的普通节点吗?需要扯到那么多意识形态吗?
说实在的,马教授讲得很深。但我在体制里看了这么多年,觉得老百姓的‘不信’没那么复杂,就是‘狼来了’听多了。今天说元宇宙,明天说区块链,现在又说大模型,个个都说颠覆,结果呢?生活还是老样子。信任需要建立在可见的、普惠的成果上,而不是宣传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