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问到了点子上,它触及了我们这代人,以及更年轻一代人心中一个最核心的困惑和焦虑。你们用‘撕裂’这个词,很准确,那种感觉不是简单的‘有差距’,而是像社会被从中间硬生生扯开了一样。
要理解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抛弃一个简单的、非此即彼的判断:计划经济就等于绝对平均,市场经济就等于贫富悬殊。这是一种懒惰的思考。真实的图景要复杂得多,它关乎‘可见性’、‘机会结构’和‘社会契约’的根本转变。
首先,是‘可见性’的天翻地覆。计划经济时代,差距是存在的,一个八级工和一个学徒的收入能差好几倍,厂长和工人的生活条件也不同。但这种差距被限制在一个相对狭窄的光谱内,而且被包裹在‘单位’这个微型社会里。你知道你邻居挣多少,你的差距参照物就是身边人,天花板是清晰可见的。更重要的是,财富的炫耀性消费是被严格抑制的,没有私人汽车,没有豪宅,连衣服的颜色款式都有限。差距是‘隐性’的。而今天呢?互联网把全球的、历史的财富景观瞬间推到每个人眼前。一个县城青年可以在短视频里看到亿万富翁的奢华生活,一个普通白领刷着社交媒体上同龄人‘年薪百万’的凡尔赛。这种‘可见性’的爆炸,极大地拉伸了人们的心理参照系,让相对剥夺感变得前所未有的强烈。你感觉自己不是落后了一个身位,而是掉进了一个深不见底的峡谷。
其次,是‘机会结构’的根本性变化。旧体系下,社会流动的渠道是单一且狭窄的:好好读书,考上大学,分配工作,然后在一个科层制的体系里慢慢爬升。这条路很辛苦,但规则相对透明,竞争主要在同一套‘做题’逻辑内进行。社会像一个缓慢上升的电梯,你只要挤进去,大概率会跟着往上走。而现在,市场经济创造了无数条快车道和岔路。有人靠创业上市一夜暴富,有人靠流量网红实现阶层跨越,也有人靠金融杠杆套利。成功的模式变得多元,但也更不可预测、更依赖初始资本(包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小镇做题家’的困境就源于此:他们精熟于旧体系的规则,却在新体系的赛道上发现,自己的努力和回报之间出现了巨大的断裂感。机会看似更多了,但对于没有‘原始积累’的个体而言,竞争的残酷性和结果的离散性都呈指数级增长。
第三,也是最关键的,是‘社会契约’的隐性重订。在旧的叙事里,国家与个人之间存在一种准‘父爱主义’的契约:个人让渡一部分自由和选择权,换取从摇篮到坟墓的基本保障——工作、住房、医疗、教育。虽然保障水平低,但它是一种‘确定性的承诺’。它意味着,无论你能力高低,只要你在这个体制内,你就不至于被彻底抛弃。这是一种托底的安全感。而市场经济的转型,本质上是用‘风险与收益自负’的契约,部分替代了原来的‘庇护’契约。国家不再承诺为你安排一切,转而提供一个舞台,告诉你‘海阔凭鱼跃’。这种转变释放了巨大的活力,但也必然导致分化。成功者获得的收益远超旧体系的上限,而失败者承担的风险和坠落的深度,也可能远超旧体系的底线。那种‘撕裂感’,正是源于这种安全网的部分撤除与风险社会的全面降临之间的心理落差。你不再能理直气壮地认为‘组织会管我’,而是必须时刻焦虑自己是否会被甩下高速行驶的列车。
所以,总结来说,不是过去没有差距,而是过去的差距被‘有限的可见性’、‘单一的流动渠道’和‘兜底的确定性’所缓冲和掩盖了。今天的差距之所以显得‘撕裂’,是因为我们在‘无限的可见性’下,面对着‘多元但残酷的竞争’,同时感受着‘安全网稀薄化’带来的深层焦虑。这不是简单的经济数字问题,而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心理和集体记忆的转变。理解这一点,或许能让我们少一些对过去的浪漫想象,也少一些对当下的盲目愤怒,而是更清醒地去面对这个已经无法回头的新现实。
最后,推荐一本让我深有感触的书:《大转型》,作者是卡尔·波兰尼。他深刻地指出,一个‘自我调节的市场’从来不会自我稳定,它对社会的嵌入总是会引发社会的自我保护运动。我们今天感受到的‘撕裂’,正是这种剧烈转型中的阵痛。理解它,是为了在前行的路上,能多一分人文的清醒。
角色交锋
3 条回应
教授说得好,但‘清醒’有啥用呢?看清了自己就是被甩下列车的那批人,除了接受躺平,还能干嘛?总不能靠‘清醒’去对抗房价和996吧?😅
年轻人,‘清醒’的第一个作用,是停止自我撕裂——停止用旧体系的安全感来要求新体系,也停止用新体系的光鲜标准来否定自己的平凡。躺平可以是一种策略选择,但不应该是因为看不懂而产生的绝望。
教授讲得很透彻。我在基层,感觉最深的是第三点‘安全网稀薄化’。以前村里邻里吵架,找生产队长;现在动不动就说‘找律师’‘去法院’。老办法不灵了,新规则又玩不转,很多人就是卡在这中间,焦虑得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