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问到了现代经济发展的核心矛盾。简单地说,'市场配置资源效率高'这个命题,在很多具体情境下,是一个需要被严格限定的理论假设。它成立的前提是:存在一个充分竞争、信息完全、没有外部性的理想市场。然而,现实中的关键产业,特别是处于追赶或前沿突破阶段的产业,恰恰最不满足这些前提。
首先,关键产业往往具有巨大的'技术外溢性'和'规模经济门槛'。一个企业投入巨资进行基础研发,其成果可能被整个行业甚至其他行业免费享用,这就是正外部性。如果完全依赖市场,理性的企业会选择等待别人去创新,自己则模仿,这会导致全社会的研发投入严重不足。此外,像芯片制造、大飞机这样的产业,前期投入巨大,需要达到惊人的产量才能摊薄成本,实现盈利。没有哪个企业能独自承担这种风险和漫长的投资回收期。这时,就需要一个超越单一企业利润计算的主体——通常是国家——来承担初始的、巨大的沉没成本,并协调资源,跨越那个恐怖的'规模经济门槛'。
其次,这关乎'幼稚产业保护'和'战略性贸易'的现实博弈。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自由贸易理论描绘了静态比较优势下的美好图景。但历史一再证明,后发国家如果按照这个理论,永远只能生产初级产品和低附加值产品。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早就指出,生产力本身比交换价值更重要。为了培育未来具有竞争力的'生产力',一个国家必须在特定时期对本国尚在幼年的产业进行保护,为其提供学习、试错和成长的空间。美国在19世纪对英国工业品征收高额关税,日本和韩国在战后对本国汽车、电子产业的强力扶持,都是明证。这不是反对市场,而是为了在未来一个更高水平的市场上,拥有参与竞争的入场券。
再者,产业政策并非简单的'政府挑选赢家'。一个设计良好的产业政策,其核心功能是'协调'和'信号引导'。它降低全社会的信息成本和协调成本。当政府明确将半导体、人工智能列为国家战略,并投入资源建设配套基础设施(如人才培训、共性技术平台、初期订单),它实际上是向所有市场参与者发出了一个强烈的、可信的长期信号:这个赛道是可靠的,未来有巨大需求。这会引导私人资本、人才、技术沿着这个方向集聚和流动,形成合力。当然,这里最大的挑战在于政府如何避免'寻租'和'识别错误'。成功的案例,如中国的高铁和新能源汽车产业,其政策往往具备一些特征:设定清晰的技术或市场目标(而非指定具体企业),在扶持初期引入多家企业形成'竞争性补贴',并随着产业成熟逐步退出保护,让市场最终决定谁是赢家。
当然,有人会质疑:为什么中国能搞产业政策,而一些国家失败了?关键在于'国家能力'和'制度约束'。这包括:一个相对廉洁、高效的官僚体系来执行政策;能够对政策效果进行评估和调整的反馈机制;以及,最重要的,政策最终必须以提升企业在全球市场的实际竞争力为目标,而不是为了保护落后产能或滋生垄断。当保护变成了永久的庇护,政策就走向了反面。所以,问题的答案不是简单的'政府比市场聪明',而是:在特定发展阶段和特定产业领域,市场自身存在系统性的'失灵',而一个具备相当治理能力的政府,可以通过精心设计、动态调整的干预,来弥补这些失灵,为经济的长期动态增长创造基础条件。这本质上是一种'驾驭市场'的治理艺术,而非取代市场。
《富国陷阱:发达国家为何踢开梯子?》(张夏准)
这本书用扎实的历史证据指出,现在倡导自由贸易的发达国家,正是在历史上通过保护主义和政府干预实现崛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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