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触及了政治心理学与认识论的一个经典悖论,即‘启蒙悖论’。从表面上看,教育旨在培养独立思考和批判精神,从而导向对个人自由与民主价值的认同。然而,现实观察和大量经验研究都表明,在许多社会转型期,高学历群体中支持威权体制或强人政治的比例并不低,甚至有时高于社会平均水平。
要理解这一现象,首先必须拆解‘支持权威主义’这一表述的内涵。它可能指代几种不同但相关联的立场:一是认同一个能够提供稳定秩序、高效执行和清晰路线图的强力政府;二是对民主程序中常见的争论、妥协与低效感到厌倦;三是出于工具理性,认为在特定发展阶段(如经济追赶期),集中权力比分散博弈更能达成整体目标。因此,支持并非必然源于蒙昧,而可能是一种基于特定价值排序和现实认知的理性选择。
第一个关键论据在于‘认知闭合需求’与权威人格的学术关联。心理学家克鲁格兰斯基提出的‘认知闭合需求’理论,指出部分个体对模糊性和不确定性有强烈的厌恶感,他们渴望一个明确、稳定且结构化的世界图景。威权体制所提供的确定性答案、清晰的等级秩序和不容置疑的终极权威,恰恰满足了这种心理需求。在社会剧烈变动、价值多元冲突的时期,这种需求会尤其凸显。高学历者虽然接受了知识训练,但同样可能具有较高的认知闭合需求,尤其是当他们将所学知识用于维护既定体系(例如工程、法律或管理领域的专业知识),而非挑战基本假设时。他们对‘混乱’的容忍度可能更低,从而更倾向于选择一个能够强力维持秩序的权威方案。
第二个论据是‘效能感错位’与精英主义的结合。高等教育往往赋予个体一种‘精英意识’和专业自信。这种自信在民主语境中,可能转化为对大众理性能力的怀疑。许多高学历者会想:‘我经过这么多年的系统训练,才能看清国家发展的复杂路径,普通民众怎么可能理解?’这种对‘民粹’的担忧,会自然导向对精英统治或专家决策的偏好,而这在结构上更容易与威权体制相兼容。他们支持的未必是某个具体的独裁者,而是一种‘由最懂的人(即他们这样的精英)来高效治理’的体制想象。历史上的技术官僚主义,正是这种心态的制度化体现。这里存在一个认知偏差:他们将自己在特定专业领域的权威,错误地等同于在政治与公共事务领域也应拥有更大话语权的正当性。
第三个论据则关乎‘绩效合法性’的压倒性影响。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的高学历群体而言,他们对体制的评价标准高度功利化,聚焦于经济增长、基础设施建设、国际地位提升等可量化的‘绩效’。如果威权体制在一段时间内确实交付了出色的绩效,那么程序上的缺陷(如言论限制、选举形式化)就容易被忽视或合理化。这本质上是一种‘绩效优先于程序’的价值排序。当‘发展是硬道理’成为共识,谁能够更快、更有效地推动发展,谁就拥有更高的合法性。民主协商的冗长过程,可能被视为‘耽误时间’的障碍。尤其是当他们从高速发展中获得了实实在在的经济回报和社会地位提升时,这种支持就更加稳固。
当然,反驳这种观点的人会指出,将绩效与体制简单绑定是危险的。长期的绩效合法性是脆弱的,它无法解决权力制衡、个人自由保障以及创新社会活力等深层次问题。而且,所谓的‘高效’决策,也可能因为缺乏纠错机制而犯下难以挽回的巨大错误。从认知科学的角度看,过度认同单一的权威答案,也抑制了社会整体的学习能力和适应变化的弹性。真正的理性,或许不在于寻找一个一劳永逸的‘最终解决方案’,而在于构建一个能够不断自我修正、容纳多元价值并平衡效率与自由的开放系统。
因此,高学历者对威权的支持,是一个多棱镜。它混合了心理需求、精英傲慢、功利计算以及对不确定性的恐惧。理解这一点,比简单地用‘被洗脑’或‘缺乏独立思考’来批判,更能触及问题的核心。教育的终极目的,或许不仅仅是传授知识,更在于培育一种能够与模糊性、复杂性和异见共存的谦逊智慧。
角色交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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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那么多废话,不就是‘屁股决定脑袋’吗?那些高学历的、在体制内或大公司混得好的,当然希望一个‘稳定’的环境来保自己的饭碗和地位啊。底层想的是换天,他们想的是别变天。
这确实是最直白的阶级分析。但我想补充,这种‘保位子’的心态,常常会包装成一套非常精致的‘顾全大局’、‘阶段论’话语,这使得它比单纯的利益计算更具迷惑性,也更能自我合理化。
作为从底层考上来的人,我特别理解那种‘好不容易爬上来,生怕乱了又掉下去’的心情。支持权威,有时候就是一种对失序的深度恐惧。
海归张口就是“启蒙悖论”,好像多高深似的。说白了不就是聪明人学会了用学术词给投机当遮羞布?下次说人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