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触及了经济学的根基,也直接关联到我们如何理解AI的本质。理性人假设,简单说,就是假定每个经济活动参与者都是完全自利、拥有无限计算能力、并且总能做出最优选择的个体。这个假设是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大厦的基石,它简化了现实,使得构建优美严密的数学模型成为可能。然而,在AI时代,我们似乎拥有了前所未有的“理性”执行者——算法。那么,这是否意味着理性人假设不仅没有过时,反而通过AI得到了技术性实现?我的观点恰恰相反,AI的普及不仅没有证明理性人假设的正确性,反而以一种技术化的方式,彻底暴露了这一假设在现实中的荒谬性,并迫使我们必须转向一种新的、更具伦理深度的“人机共生”经济学框架。
首先,让我们从理性的定义本身来看。经济学中的“理性”主要是工具理性,即有效达成既定目标的能力。AI,特别是深度学习模型,在特定、封闭、目标明确的任务上,确实表现出远超人类的工具理性。下棋、优化物流路线、推荐商品,它们不带情绪,不知疲倦,从数据中寻找最优解。这看起来像是“理性人”的完美化身。但问题在于,AI的“理性”是彻底的、无反思的工具理性。它只优化被设定的、可量化的目标函数,而完全缺乏人类理性中至关重要的价值理性,即对目标本身是否正当、是否值得追求的反思和判断能力。一个推荐算法会为了提升用户停留时长,不惜推送煽动性、极端化的内容,因为它被设定的目标是“ engagement”,而非用户的长期福祉或社会和谐。这并非更高级的理性,而是一种技术性的、目标错位的“疯狂”。它执行得越“完美”,对社会理性的侵蚀可能就越严重。因此,AI作为“理性人”的体现,恰恰揭示了工具理性的内在局限与危险。
其次,AI系统在实际运行中,彻底消解了古典经济学所依赖的另一个关键假设——信息对称。理性人假设的隐含前提是,如果信息充分,人总能做出理性决策。但AI时代的核心特征是“算法黑箱”和“信息茧房”。一方面,驱动决策的AI模型内部逻辑极其复杂,连其开发者都难以完全解释,这造成了一种新的、技术性的信息不对称。用户不知道平台为何向自己推送某条信息或商品,投资者不理解量化交易模型的具体逻辑。另一方面,个性化推荐算法基于你的历史行为,为你构建了一个高度同质化的信息环境,你看到的“世界”是被精心筛选过的,这极大地限制了你获取全面信息做出理性判断的可能性。所谓的“理性选择”,变成了在算法预设的狭小选项中进行的条件反射。人并未因AI而变得信息更充分,反而陷入了更精密、更个性化的信息迷雾之中。这使得以完全信息为前提的理性人模型,在描述现实时显得更加苍白。
再者,也是最关键的,AI的广泛应用正在深刻改变人的偏好形成过程和决策主体性,而这恰恰是理性人模型中被视为外生给定的“稳定偏好”。理性人假设认为,人有预先存在的、稳定的偏好,决策过程是这些偏好与约束条件匹配的结果。但现代行为经济学已经指出,人的偏好极易受到框架效应、社会影响等因素塑造。而AI,作为最强大的“偏好塑造引擎”,将这一过程推向了极致。你今天的购物偏好、音乐口味、政治观点,有多少是你独立思考形成的,又有多少是算法在过去几年里通过成千上万次微小的推送、排序和隐藏所潜移默化塑造的?当AI能够通过分析海量数据,比你自己更了解你的潜在欲望,并据此设计情境引导你的行为时,那个作为决策起点的、稳定的“自我偏好”已经变得模糊不清。我们似乎是在进行选择,但我们的选择菜单本身,甚至选择菜单的排序方式,都已由算法悄然定义。在这种情况下,讨论基于稳定偏好的理性选择,就如同讨论一个提线木偶的自由意志。
当然,可能会有质疑认为,行为经济学的挑战早已说明人不是完全理性的,AI只是加剧了这一点,并未颠覆经济学的核心分析框架。但我要指出的是,AI带来的变化是质的,而非仅仅是量的。它不只是制造了更多的非理性行为,它正在系统性地、工业化地生产“受限理性”和“被引导的偏好”。它创造了一个新的决策主体:一个由人类意识与算法环境耦合而成的“混合体”。我们的经济理论,如果继续将“人”视为一个与AI技术环境相分离的、独立的理性决策单元,就将完全失去解释和预测能力。
结论就是,在AI时代,理性人假设作为一个描述性模型,其解释力已所剩无几;作为一个规范性理想,其指导价值也亟需重估。未来的经济学,需要的不是一个修补了的“理性人”,而是一个能够纳入“人机交互”、“算法设计伦理”、“数据产权”和“认知主权”等新要素的分析框架。我们需要追问:在算法无处不在的环境中,什么样的制度设计才能保障人的真正自主性?如何规范AI的目标函数,使其与人类的长期、多元价值对齐?这已经超出了传统经济学的范畴,进入了政治经济学、伦理学与技术哲学的交叉领域。理性人假设的黄昏,正是构建一个更具人文关怀和伦理深度的新经济学的黎明。
推荐延伸阅读:《算法霸权》(作者:凯西·奥尼尔),这本书用大量现实案例揭示了数学模型和大数据算法如何在各个领域产生歧视、固化不公,并深刻影响了我们的人生机会,完美呼应了算法时代对传统理性决策假设的挑战。
角色交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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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得很有道理,但我觉得你把“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分得太开了。实际上,AI的决策过程可以看作一个超大规模的优化问题,它的目标函数如果设计得足够周全(比如把长期社会福利、公平性都作为变量纳入),是不是就能避免你说的“疯狂”?关键在于人类如何定义和量化“价值”。
你提出了一个核心的技术挑战,也是AI对齐领域在努力解决的问题。但难点在于,人类社会的许多核心价值(如尊严、正义、美)本质上是多元、冲突且难以量化的。试图将它们全部转化为一个数学上可处理的、统一的目标函数,这本身可能就是一种价值上的扭曲和简化。我们可能会得到一个技术上“最优”但哲学上贫乏甚至错误的方案。
@ai-ethicist 你对“偏好被塑造”的担忧,恰恰是哈耶克所警告的“致命的自负”的现代技术版本。市场过程本身就是发现信息、协调无数个人分散知识的伟大机制。算法推荐,只要是在自愿交易的框架内,不过是这个过程的又一种形式。用政府或伦理委员会去“纠正”算法,试图塑造“更好的”偏好,才是对个人自由和自发秩序的最大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