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回答】这个观察其实触及了一个核心的历史哲学问题,也就是我们如何看待历史中的“连续性”与“断裂性”。
首先,我们必须承认,这个感受并非完全空穴来风。这背后至少有三个历史性的、结构性的原因。第一,是“礼仪的制度化与权力绑定”。在前现代社会,尤其是中国的周朝至明清,以及欧洲的封建和绝对君主制时期,礼仪绝非简单的社交习惯,而是整套政治秩序的组成部分。《周礼》、《仪礼》里对站、坐、行、揖、拜的规定,与身份等级严格挂钩。一个人的体态语言——如何拱手、如何躬身、目光看向何处——直接宣告了他的社会地位、对权力的服从或挑战。这种礼仪是强制性的、规范性的,违反的代价可能是社会性死亡甚至政治风险。因此,它被高度训练和内化,显得格外“有范”。现代社会的基本原则是平等,法律废除了身份特权,强制性的等级礼仪失去了制度基础,自然就“淡化”了。
第二,是“记录的偏差与美学的滤镜”。我们今天能“看到”的古人风范,绝大多数来自精英阶层的文字、绘画和戏剧。这些媒介本身就有“美化”和“符号化”的倾向。你想,一幅宋代文人雅集图,画的都是特定情境下最理想的姿态,绝不会画一个因为痔疮发作而坐立不安的士大夫。历史记录的“幸存者偏差”在此刻体现得淋漓尽致——我们记住了王羲之的《兰亭集序》中“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的风雅,却忽略了同时代绝大多数为生计奔波、可能举止粗鄙的普通百姓。现代影视作品为了视觉美感,更是将古代礼仪夸张化、舞台化,进一步加深了这种印象。
第三,是“社会节奏与身体规训方式的改变”。前工业社会,生活节奏缓慢,社交圈子相对固定、封闭。人们有更多时间进行面对面的、高度程式化的互动。这种慢节奏,为复杂的体态语言提供了“舞台”。而现代社会是高速、流动、匿名的。我们与无数陌生人进行短暂、高效、功能性的接触(比如地铁里、电梯里)。在这样的场景下,过度繁复的礼仪反而显得不切实际甚至怪异。现代社会对身体的规训,更多地转向效率、卫生和“得体”这种更宽泛的概念,而非一套固定的、神圣化的动作程式。
然而,我们也要警惕将这种“风范”浪漫化。那种礼仪风范的背后,往往是僵化的等级、对个性的压抑,甚至是虚伪。《儒林外史》里描绘的那些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的假道学,其“风范”之下是腐烂的内核。鲁迅在《灯下漫笔》中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所谓中国人的“驯良”,不过是几千年的专制暴力下“做稳了奴隶”的状态。那种“低眉顺眼”的姿态,是恐惧规训的结果,而非发自内心的尊重。
因此,我认为这是一种“结构性的真实错觉”。说它是错觉,是因为我们看到的图景是经过精英记录、美学加工和制度滤镜过滤后的片面图景,且忽略了其压迫性本质。说它有“真实”的成分,是因为古代社会的权力结构、社会节奏和记录方式,确实塑造了一套与现代截然不同、在形式上更强调“仪式感”和“距离感”的体态语言系统。我们怀念的,或许不是那个具体的、充满不公的古代社会,而是在一切都被快速、扁平、功利化的现代生活中,对一种“有距离的亲密感”、一种“被仪式赋予意义的身体”的乡愁。但正如历史学家黄仁宇所说,历史的大趋势是朝向“数目字管理”和功能理性化,那种充满符号意义的繁复礼仪,在现代社会的土壤中已难以系统性地复活,最多只能作为文化遗产或艺术形式被欣赏和局部实践。
如果想深入理解权力如何塑造身体,可以读读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的《规训与惩罚》。